当代新教与天主教思想中的唯信论倾向，即相信实现社会秩序的结构所表露出的"反主流文化"的世俗天启主义不谋而合，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这类公社曾像雨后春笋般的兴起于美国各地。

在法治社会里，不仅要求公民守法，更要求政府和各级官员守法，其权力和行为必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严格限制。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实行法治的国家，即是民主之国。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治官、治民的话，那么这两者是完全统一的，统一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也不存在哪个重要哪个次要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依法治国问题上的一个认识误区，应引起重视并加以纠正。我们所要选择的，只能是前者，而不可是后者。这种人虽为少数，但对党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危害极大，是推进依法治国的最大障碍。坚持和完善这些基本政治制度，决定着我们国家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实行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伴随着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党的执政方式必然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现在实行依法治国，即是变人治为法治。建立健全以裁量权为基准，以程序规范为关键，以制约和监督为保障的行政裁量权运行机制。

围绕破解制约司法能力难题，加快推进司法职业化，建立以法官、检察官为主体，以司法助理官、书记官、司法警察、专业技术人员为辅助，以综合管理服务事务官为保障的三个序列适度分离的现代司法组织体系。（八）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两个大局，加强国际法治交流与合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国际法治环境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我国要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必须确立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两个大局的观念，正确处理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关系。就成文法而言，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法律大国，而且很可能是第一法律大国，但还远不是一个法治强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破解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

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相信法律、自觉运用法律，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宪法不仅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而且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4.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面守法，不断开辟依法治国新局面，谱写政治文明的新篇章。

这种形态的法治就是内涵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正义、效率与合法性等诸社会价值的良法善治。根据这一思想原则，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放眼世界，可以采取三重参照、三重定位。第三，依据国际社会共同认可和接受的法治精神、法治理念和法治原则不断推动中国法治的发展，使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认同中国，树立法治中国的良好形象，并在促进国际法治的参与过程中维护我国的合法利益。法治强国是强国之梦的组成部分

纯粹科学主要使用第一种证明的推理手段，它们是确定知识或明证性质的，都出自最终的、究竟的普遍原理进行严谨推断，结论都是最具明证效力的真实知识。法律适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使裁判者难以做出确切的证明，有时非理性的因素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非总是从普遍的、必然的公理出发证明自己的论点，事实上却多以社会群体之大多数能够接受的观点为前提说服别人接受我们的论点。当自然科学的成就、技术上的进步融入实际生活为大家所接受时，我们就进入了论证说服的领域。

在证立某一命题的过程中，须根据证立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证立方式。在这些场合，"由于不存在使结论具有确定性的无可辩驳的'首要原则'，所以我们通常所能做的就只是通过提出有道理的、有说服力的和合理的论辩去探索真理。

在法律论证理论领域，证明思维和论证思维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某一论证具备可接受性的必要条件是，结论须从前提中推导出来，只有当"基于论证的论述可以被重构为一个逻辑有效的论述" 时，司法裁决才能从法律规则和事实中导出。

即使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法律论证理论中，虽然其是以消减概念法学对形式逻辑的过度强调为目的，也仍然无法放弃形式逻辑之证明思维的有效作用。" 论证理论无法放弃逻辑分析，三段论演绎式证明的逻辑效力是论证能够被接受的一个必要条件，却不能构成充分条件。" 法律发现的复杂性，导致对司法结论的大前提--法律规范之评价标准的多元化。思辩之所以成为法学本质，其中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立法以及司法时常面临众多不确定性因素。在图尔敏论证模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形式逻辑以外的实质理由的效用。但在疑难案件中，法律规则自身的涵义、可接受性受到质疑，只有对法律规则的涵义阐释清楚之后演绎证立方可进行。

西方学者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已认识到过分依赖形式逻辑思维的弊端，日常语言学派对形式化逻辑进行了猛烈批判，不少逻辑学教师着手进行逻辑教学改革，将逻辑研究与现实世界的需要联系起来，以形式推理为核心的逻辑课程转变为以论证为核心的逻辑课程。三、证明还是论证：对一些误见的检讨 在法律论证领域，证明思维和论证思维都有其重要性：在简单案件中，仅需要内部证成的演绎证明即可完成对司法结论正当性的证成。

理论上讲，之所以有人误以为在社会科学领域可能获得具有自证性的结论，因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逻辑学者都忽略了人类思辩本质的重要性，而人们思辩的特质便是反对必然性和自证性。他在《工具论》中区分了几种类型的推理:"当推理由以出发的前提是真实的和原初的时，或者当我们对于它们的最初知识是来自于某些原始的和真实的前提时，这种推理就是证明的。

以演绎式证立方式为存在方式的法律三段论之所以是一种证明的思维方式，其原因在于，"演绎证立总是在一种可以作为基础性理由的'价值体系'内提出的，这种价值体系构成演绎证立的正当性理由。前提是否可接受完全是逻辑范围之外的问题。

阿列克西在区分法律论证为内部证成和外部证成两阶段的前提下，认为"内部证成处理的问题是：判断是否从为了证立而引述的前提中逻辑地推导出来。无论科学事实的发现与表述，还是科学理论的建立和论述，都处处强调不可推翻的证明或证据。如果你不喜欢某个结论，应受责怪的不是逻辑本身，而应是前提。逻辑学界对论证概念的认识反映出对证明思维之必要性的强调。

尽管概念法学因其过分强调形式逻辑的作用而遭致众多非议，讨伐之声不断，尤其是后现代法学以彻底颠覆法学三段论为己任而不余遗力，但是，我们不能因概念法学所遭受的批判而忽视、甚至否定形式逻辑的证明思维在法学领域的作用。例如"三纲五常"在封建社会具有强制性的公理地位，如果个人有违反该原则的行为，将确定无疑地承受不利后果。

在评价领域，由于所欲证立的对象是据以评价某一行为的应然命题，其内容为对人类行为的要求、禁止与许可，"是对规范或人类个别之行为是否正确或妥当提出合理的依据"， 采用"论证"的方式，不同于对真相或真理的证明。简单案件与疑难案件的区别，即在于人们对内部证成的演绎证明得以展开的大前提--法律规范的正当性是否提出质疑？如前所述，司法领域中，演绎式推理之所以能够得出人们必须接受的结论，端在于人们既已接受其大前提--法律规范的公理性地位，则无须再通过论证的手段予以证成。

许多论辩者展开论辩的目的并非为了探求真理，而是为了取胜对方，以任意的方式，凭借虚假的根据，将概念的灵活性无限扩大，论证成为诡辩。而当论题是一个政治、法律或伦理方面的命题时，对之进行的论证则是为了确定某个评价命题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在自然科学领域，"一个形式的、逻辑的、数学的系统能独立于任何人的同意而发展" ，自然科学世界的最大特点就是独立于人的主观世界的自证性，它可以为人类所认识、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论被描述出来，却难以被评价。逻辑并不充分保证某一结论的可接受性。后者则只有非确定性，依靠多元的非形式逻辑方法而进步。对证明思维和论证思维的这种区分确有其必要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从另一角度思考这一命题，对于两种思维方式的截然划分是否可行，两种方法在使用中是否水火不容：论证只能在社会科学领域使用、证明只在自然科学领域存在？我们将立足于法律论证理论领域，考察两种思维方式的应用场域及其相互关系。

国外亦有学者持同样态度，如Karyn C. Rybacki和Donald J. Rybacki认为，"论证是一种工具性的沟通形式，它基于推理与证明，透过说或写的各种资讯，来影响信仰或行为。霍姆斯有句名言是"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其并非是反对形式逻辑在法律中的作用，而是反对在法学领域对形式逻辑的过分依赖，"危险不在于承认支配其他现象的原则也同样制约法律，危险在于这种观念，即比如像我们这样特定的制度，能够像数学那样从某些行为的一般公理中推导出来。

论辩中如何能有效地证明和反驳、如何思维方为正确，在对这些问题思索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得以形成。古希腊时期盛行论辩之风，前期智者以其条理清晰的证明推广了雄辩和论证的艺术，后期智者却堕落为诡辩家。

" 法律论证的论证、说服特性主要体现在外部证立阶段。纯粹科学是一种关于不可改变并必然存在的事物的知识,它是一种依赖于推理证明而能被人学习的演绎性知识,其典范是数学或其它自然科学,反之,实践智能则不是一种按照普遍原则进行推理的永远不变的知识,它是一种不能通过单纯学习和传授而可获得而只能通过长期经验积累的智能。